“笔挺的西装、奢华的游艇、豪华的宴会，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这不免让人把他误解成一个奢侈享乐的富豪。值得称颂的是，他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自然会有很多等待庆祝的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万达范儿”中这样描述王健林。

在中国工商界，过去的一年是属于马云和王健林的一年。他们凭借着阿里巴巴和万达的上市，财富及声望的骤然暴增，便将宗庆后、梁稳根甩在后头，使后者显得真的老了。

几年前马云和王健林开启了一场关于电子商务的赌局，最后“赌局”演变成了一个玩笑。接下来他们此起彼伏，交错使用着“首富”的头衔。他们先是在各自的领域泾渭分明，接下来却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方面水乳交融。与此同时，他们又成了中国政商丛林中突围的典范，在赞颂与诟病中，杀出各自的路径，往模糊和遥不可测的未知走着。

王健林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万达集团官方网站上对他的介绍是：“1970年入伍，1986年从部队转业，进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9年担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除此之外，他的身份还包括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这些响亮的名头，有时候像是一种保护，有时候又像是一种炫耀。

王健林如今已是中国的“财富之王”。在他的“王的盛宴”里，曾经有无数显赫的名字，薄熙来、柳传志、王石、冯仑、褚时健、徐明、霍克·考奇、许家印……除了他们，他的家人和同事，他的故交和新友，都以各自的角色参加了那场“王的盛宴”。宴席至今还未结束，留在席位上的，还得演好自己的戏份。

美国《财富》杂志说：“王健林的创业故事虽然是中国式的，但也包含了美国白手起家获得成功的经典元素。”他已拥有了他所能拥有的全部，财富、声望、家庭、尊重以及谣言。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中国所有商人所拥有的那种狡猾的生存本能。

王健林一直生活在丛林之中。他于1954年10月出生在成都边上的都江堰，后来随父母到阿坝州的大金县(现改名为金山县)生活。父亲王义全是一位职业军人，拥有可供其回味终生的惊心动魄的阅历。多年后人们总怀疑王健林的成功创业与他的父亲有关，但迄今人们尚未获得确切证据。走出阿坝州的丛林之后，王健林进入了军队的丛林。1969年，王健林15岁。他通过谎报年龄而成为了沈阳军区的一个“娃娃兵”。在接下来的18年中，他用令人目眩的速度升迁着，28岁成为正团级军官。1986年，32岁的他被迫离开了军队，转业担任了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王健林的创业史毫无疑问是一部丛林史。如果不是成为“中国首富”，他将仅只是这部“丛林史”的一个籍籍无名的路人，然而经由命运的裁决，他成为了这部“丛林史”的主线。1988年，他请缨主持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的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承接旧城的改造，成了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经理。1988年底的时候，王健林注册了大连市西岗住宅开发总公司。他在大连的棚户区改造中只稍稍做了些创新，就获得了成功。他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宣称：“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什么哈佛耶鲁，不如自己敢闯，胆子大比什么都强!”事实上，除了胆子大和敢闯之外，他还拥有“战友”的资源。

据说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始前，受当时政策限制拿不到国家计委下发的配额，王健林就跟自己时任大连某国有公司总经理的老战友商量，借用他的指标。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健林创业初期，缺乏资金，也是一位在一家银行支行出任行长的老战友帮助了他。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选三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别人都不愿意干，王健林兴冲冲地跑去申请了。几年后，国有股彻底退出，万达变成了王健林的万达，王健林从一名“官商”，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当他摆脱了制度的羁绊之后，几乎没什么力量可以遏制他的野心和脚步了，尽管整个社会的变化时常跟不上他的步伐，但他王健林做到了。

勇闯足球江湖。当然，这路途上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陷阱。王健林回忆说：“1994年，大连市体委主任找到我，说国家想搞足球联赛，我也算个著名的球迷了，所以就干了!”有好几年时间，王健林都是那支根植于大连的中国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他为此投进了3亿元，收回的只有1亿元。不过令他欣慰的是，那些球员倒也争气，一口气给他拿回了好几个甲A联赛的冠军。王健林与大连体委系统渊源很深。在1994年成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之前，王健林在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做副主任的时候，他的妻子林宁就是西岗区体委的工作人员。他成立俱乐部的行动，除了是“球迷”外，还缘于一桩未完成的商业开发。《博客天下》杂志访问了曾任大连市体委副主任、万达足球俱乐部主任的任举一，他回忆说，当年王健林先来找到大连市体委，谈一项在体育场附近盖楼房的合作。为此，他专门和市体委签了一个协议，表示愿意赞助大连足球队400万元。那笔钱在当年算是巨款，所以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但这件事后来搁置。相关人士的理由是，国内外的体育场馆视野开阔，如果王健林在体育场附近盖房子可能会影响体育场的视线。  虽然盖房子的事情没有谈妥，王健林仍然愿意赞助400万元给足球队。任举一认为，这件事让他和大连市体委建立了良好关系。“甲A时代”的王健林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人物，熟悉那个时代的球迷们能够从电视、广播和印刷品上看到他的名字，以及夸张的行为。2012年，王健林在哈佛大学演讲。与柳传志的“在商言商”不同，他提出了“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知道在中国要获得商业成功，实现他成为“中国首富”的目标，就无法摆脱与政府的关系，然而一旦卷入政治漩涡当中，则有可能得到万劫不复的下场。所以，在“假球”和“政治”的双重围堵之下，王健林选择了放弃。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将足球俱乐部甚至足球基地等优良资产一起甩卖给大连实德集团。

王健林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他像所有那些财富英雄一样，也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人如何艰难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王健林毫不讳言自己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曾告诉我，他们从地方政府拿地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经过“招拍挂”程序，而是作为“招商引资”的对象。地方政府需要万达去实现和拱卫其政绩，而万达则需要实现其商业逻辑。事实上，万达的商业模式中，关键成功要素的第一条就是“政府关系”。2012年9月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王健林自己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讲，万达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那天在哈佛，王健林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他跟上海广电曾经签了一个协议，合作建设院线。半年后，对方的负责人下台，“上来这个董事长和总裁就反对这个协议，说这不行，反正找了很多理由，坚决不履行”。他把保证金退还给了对方，“他跟我说，你要不退给我，就等于国有资产流失了”。

有一次，财经主持人权静问王健林：“组织和个人能分那么清楚吗?” 他回答说：“当然是可以分清楚的，比方说我给你办事，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可以共同研究什么事情，但别说我们有什么钱财走动，这就不跟个人发生关系，你来看望我我来看望你都是可以的，咱们就事论事，但是不要像有一些企业家，特别个别一些民营企业家，老想跟高商利益共同体老想弄所谓铁哥们，有钱财来往，这就有问题了。”“把握好是比较困难的，那就是靠真本事了，要靠自己的商业模式，你把自己的商业模式建立好，让别人来找你，那么你发展就好了。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是自我保护，你不要想着跟谁成为哥们，或者跟某个利益团体一体化，你就能高枕无忧，你就可以越轨越距去办一些事情，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万达之所以能应对政治风浪就是一条，做好自我保护，从来不干越规矩的事情。”，“但如果人家愿意来跟你成为哥们呢? 那就看自己怎么把握了，这样的事情是肯定有的，很多人还是有其他目的的，面对这样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为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为了手下几万员工，你想想你是眼前的利益重要还是长远的利益重要，自己能够正确做到取舍就应该问题不大。”

王健林所期望的最好的政商关系是，“政府尽量减少对微观经济、对企业的干预，让企业能够自主决定一切，再加上很好的反腐败，官员不敢腐”。他说，万达能够得到来自政府的大量支持，是因为万达的商业模式对头。

“他们喜欢我这个模式，我这个模式就是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群众利益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模式，他跟你是天生的朋友吗?他不会支持你。所以我觉得尽管我自己发展很好，我还是希望我是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更加自由的国家里。”王健林曾援引了明代宋濂的一句名言：“孰不欲奋发有为，立不世之功。”这是他的野心，世界名企当有我，民族复兴争赴之。

没有人见过未来，未来充满不确定。曾经牢不可摧的帝国，可以在瞬间崩塌；曾经作为美国帝国主义象征的投资银行、通用汽车，都会宣告破产，这世界还有什么不可能？然而在当下的政商丛林当中，尽管被猜疑，被诟病，被作为谈资津津乐道，王健林还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他跟马云不同，更跟郭文贵不同。他不把自己与权力捆绑在一起，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也许会遇到一些挫败，但四处逢源、八面玲珑的风格，或许会使他走得更久、更远一些。